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蒲松龄七十四岁那年，他的儿子请人替他画像。

画中的蒲松龄，面容显得端庄儒雅，身着贡生朝服，端坐椅子之上，一只手扶着椅子的扶手，另一手轻拈着胡须。 

然而，那并非他真实的模样。蒲松龄曾自言：“作世俗装，实非本意，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。”他所担忧的是，若以真性情示人，恐怕会被后人视为笑柄。 

在画像的题词中，他更是凄然写道：“所成何事，而忽已白头？奕世对尔孙子，亦恐之羞。” 

蒲松龄所有的羞愧和遗憾，都源于科举路上的失利；而这份失利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竟然与那位曾经慧眼识珠、十分欣赏他的主考官息息相关。 

壹

纵观蒲松龄的一生，充满了失意与不得志。他坎坷人生的序章，甚至可以追溯到他出生之前。

他本人曾自述，自己出生前，父亲大人“梦一病瘠瞿昙，偏袒入室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”。 

“病瘠瞿昙”，意即形销骨立、病恹恹的僧人。这个落魄的和尚，衣着不整，举止滑稽，身体羸弱不堪。他袒露着胳膊，胸口贴着一枚钱币大小的膏药，急匆匆地闯入陌生人的卧房。

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居无定所，举止粗俗——这或许就是蒲松龄前世的真实写照。 

蒲松龄生逢之时也殊为不幸。他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，那是一个大灾之年。是年五月，他的家乡济南府淄川县发生大旱，史书载：“夏五月，大旱，蝗；冬十二月，大灾，人相食。” 

略带黑色幽默的是，他出生的村庄名叫“满井庄”。故老相传，村庄东头有一口深井，井水常年自满而溢，蜿蜒曲折，天然形成一条小溪，溪水边杨柳依依，环合笼盖，故村东之井又名“柳泉”。 

其实，蒲松龄的祖上曾经非常风光。根据他后来的考据，淄川蒲氏出自元代般阳（古淄川名）路总管蒲鲁浑及蒲居仁。 

明朝时蒲家依旧兴盛，至明万历年间，他们依旧是当地望族。淄川县八位食皇粮者中，蒲家竟占其六。

蒲松龄的“先叔祖”（爷爷的堂弟）有幸考中进士——这应该是当时蒲氏家族唯一的进士。然而，他的祖父却一生默默无闻。至蒲松龄父辈一代，似乎更是好运用尽。蒲松龄的父亲颇有学识，“淹博经史，宿儒不能及也”，但在科举考试中，却几乎毫无建树。 

父亲后来弃文从商，渐渐积攒了点钱财。然而，因为到了四十多岁仍无子嗣，他对赚钱也失去了兴趣，“所积金钱，则义尽散去”。

令人唏嘘又滑稽的是，伴随着钱财散尽、家境日渐艰难，蒲家却连连得子。 

蒲父有一妻二妾，蒲松龄是正妻所生的次子，在全部兄妹中排行第四。 

蒲松龄是诸兄弟中最机灵的一个，“经史皆过目能了”，父亲也最为钟爱他。于是，父亲几乎将家族中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蒲松龄的身上。

贰

公元1644年，大清铁骑进入北京城，顺治帝举行入关后的登基大典，即位称帝。 

为笼络天下读书人，次年，清廷便下令开科取士。 

眼见清朝开恩科，那些平日里痛恨“鞑子”的读书人，纷纷打点行装、整治旗鼓，雄赳赳地赴京赶考。 

当年深自惭周粟，今日翻思吃国粮。非是一朝忽改节，西山薇蕨已精光。 

当时有人特意作诗，讽刺揶揄那些曾发誓效忠前朝的读书人，嘲笑他们虽然平日以伯夷叔齐自居，可当功名利禄纷至沓来时，转眼便将节操抛到九霄云外 

好在，蒲松龄当时年仅六岁，他应该不在被谴责之列。 

十九岁那年，蒲松龄才开始参加科举考试。他一出手就展现了惊人的学识，以全县第一、府考第一、全省第一的成绩，实现了人生的首个“大满贯”（也是最后一个）。一时之间，蒲松龄“名籍籍于诸生间”。 

笑傲科场的同时，蒲松龄在感情方面也十分顺遂。彼时，他正沉浸在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。 

蒲松龄的妻子刘氏，出身于传统诗书之家，为人温谨、朴讷寡言，相貌应该也清秀可人——刘氏十三岁时，曾讹传皇帝要从民间选佳丽扩充后宫，刘父担心女儿会被选走，提前将其送到蒲家，随未来婆婆一起住。试想，如果女儿姿色平平，父亲又何必如此担忧？ 

根据蒲松龄悼念妻子的诗歌：“五十六年琴瑟好，不图此夕顿离分。”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十六载。已知刘氏卒于公元1713年，往前推五十六年，即公元1657年，时年蒲松龄十八岁。也就是说，临近去考试的前夕，家里正式为他与刘氏完婚。 

蒲松龄科场、情场双双得意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，但所有的危机也恰恰潜藏在成功之际。

叁

蒲松龄参加道试考试时，当时的主考官叫施闰章——此公是当年的文坛宗师。施闰章为学子们拟定的试题之一叫“蚤起”（即“早起”）。

“蚤起”语出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，原本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。 

话说，齐国有个人，家中有一妻一妾。那丈夫每天必早起外出，酒足饭饱才回来。妻妾很好奇，不知丈夫在和谁交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妻子便尾随丈夫，看他究竟去往何地。 

走遍城里各处，丈夫最后来到了东郊的墓地。妻子发现，丈夫为了填饱肚子，每天卑躬屈膝，向祭祀扫墓的人乞讨残羹剩饭。

此事非君子所为，齐人是个坏榜样。因此，这道考题的“标准答案”应该是：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想要干一番事业，应该以正当手段，而不是靠出卖灵魂和尊严。 

没错，某种意义上，清朝的八股文的确是有“标准答案”的。答题的基本逻辑是，文章内容必须围绕儒家经典，尤其是四书五经的义理展开，要求考生必须依照程朱理学的注释去写作，且强调“代圣贤立言”，不能随意发挥自己的观点。

蒲松龄却剑走偏锋。他从齐人之妻早起跟踪丈夫的状态谈起，引申出世间庸人追求富贵时的种种形态，追逐名列者有之，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者有之——总之，蒲松龄创作了一篇精彩纷呈的“异史氏曰”，而非一篇合格的八股文章。

“邪门”的是，文坛宗师施闰章，竟然给了蒲松龄最高分。他评价蒲松龄的文笔：“首艺空中有异香，百年如有神”、“观书如月，运笔如风”云云。 

坦率地说，作为主考官的施闰章，发出如此评价是极不合格的：他显然不是按照八股文的标准对考卷进行评价，而是站在诗人的角度、按照文艺界的标准，对一篇小品文章给出了评论。

正因为这篇“讽刺文学”，蒲松龄考了全省第一。这无形中给他一个错误的信号：蒲松龄可能因此认为，优秀的八股文，就该这么写。

蒲松龄此后屡次参加乡试，竟不一第，至七十余岁，才勉强考中贡生。

肆

岁月蹉跎，作为白丁的蒲松龄显然活得十分辛苦。但就在这样的困顿条件之下，他默默无闻地坚持创作，最终写出了那部足以青史留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——《聊斋志异》。 

《聊斋》究竟从何时开始创作，早已不可考据，但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是这部杰作初步成书的时候，也是蒲松龄郑重为其作序的时间。这年，蒲松龄年满四十。俗语有云：“四十不惑”，但真实情况是，处在那个本不该被外物迷惑的年纪下的他，却正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康熙十八年的中国，天下发生了许多大事。京师地震了，台湾易主了（郑克塽的大哥郑克臧正式“监国”），吴三桂刚死，“三藩”行将瓦解。但这一切皆与蒲松龄无关，他正在为填饱肚子而发愁。

是年，他的家乡淄川县，先是大旱，其后大饥，流移载道，凶荒异常。

大灾之年，蒲松龄家中也变得贫困。他们家一无长物，唯有一个装了五斗粮的瓮。他在诗中如此写道：

一瓮容五斗，积此满瓮麦。儿女啼号未肯舂，留粜数百添官税。鼠夜来，鸣啾啾，翻盆倒盏，恍如聚族来谋。

这些微不足道的粮食，需要养育儿女，需要抵缴赋税，更可气的是，还要被老鼠惦记。而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实在是没有什么改变局面的能力。

蒲松龄一辈子的主要谋生手段，是当教书先生。康熙十八年这年，他来到本地的望族——被称“四世一品”的淄川毕府坐馆教书。

作为教书先生的他，是否合格呢？

相信蒲松龄本人认为自己是非常合格的。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叫《叶生》的文章，很多研究者认为“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”，也就是说，那是蒲松龄本人的自传。

人们之所以有这种观点，盖因为故事里的主人公叶生，和蒲松龄本人实在太过相似。《聊斋》里的叶生同样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，但在科举场上毫无建树。后来，他也不得不靠给人家教书为生。

蒲松龄解释叶生科举不利的原因是：“所如不偶，困于名场。”这八个字翻译过来也就是：运气不好，所以屡屡落第。

小说里的叶生相当厉害。某次，他也只是将自己过去考举人的旧作摘抄下来，让自己的学生熟读成诵。等到学生参加考试，考官出了七道题，结果，全都被叶生提前押中了。

现实中作为教书先生的蒲松龄，人生经历与叶生何其相似，但二者教书的成果，可以说有云泥之别：蒲松龄教书四十年，竟无一个弟子突破举人的大关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清朝的举人也相当难考，我们似乎不能因此苛责蒲松龄。但蒲松龄坐馆的毕府，从明朝末年开始家中世代为官，就已经开始“批量生产”进士举人了。至蒲松龄教书的时候，他的东家叫毕际有，此人的功名则是“拔贡”。

“拔贡”与“举人”都是从秀才中产生。两者的区别是，前者相当于保送生，考中拔贡者可以直接被授予知县等职务；后者是通过正常考试途径选拔出来的正式功名。因此，某种意义上，“拔贡”比“举人”还要难考。

毕府有着考取功名的沃土和传统。蒲松龄进入毕府以后，先后教授过八位公子，但他们无一人取得很亮眼的成绩，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

有学者根据结果推测，蒲松龄教书时，可能有意无意间过分强调才情的重要性，比如他告诉学生要多学习庄子等人的“千古之奇文”，无形中渐渐偏离了“应试教育”的主题。这也许是他以及他的学生科场失意的根本原因。

对于一辈子汲汲功名的蒲松龄来说，这实在是很哭笑不得的结局。就因为施闰章曾经的赏识和错误引导，他一开始就输了，甚至可以说完全输在了起跑线上。

参考资料：蒲松龄著：《聊斋志异》   袁世硕、徐仲伟著：《蒲松龄评传》   马瑞芳著：《幻由人生：蒲松龄传》   邹宗良：《蒲松龄年谱汇考》

作者：老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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